自杀研究与中国自杀问题

基本的自杀形式肯定古已有之，但是今天格外多：拉马丁笔下的拉斐尔给我们提供了理想的典型。这种自杀的特点是某种长期的忧郁状态触发了行动。事业、公职、有益的劳动甚至家务只能引起自杀者的冷漠与厌恶。他不愿意摆脱个人的圈子。相反，思考和内心生活成了他的全部活动。由于避开了周围的一切，所以他只意识到他自身，把自身当做他固有的和唯一的思考对象，把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当做他的主要任务。但是这种专注扩大了他和外界之间的鸿沟。一个人一旦自爱到这种程度，他就只能进一步脱离不属于他的一切，并且进一步把他的孤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只关心自己就找不到理由去关心自身以外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活动都是利他主义的，因为它是离心的，并且扩散到自身以外。相反，思考是某种个人的、利己主义的东西，因为一个人只有在脱离客观世界重新回到主观世界时才能思考，而且越是完全回到主观世界，思想就越是集中。

埃米尔·涂尔干（法语：Émile Durkheim，法语发音：[emil dyʁkɛm] 或 [dyʁkajm]；1858年4月15日－1917年11月15日），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凯姆等，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1858年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城镇的犹太教教士家庭。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1879年，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2年毕业。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其间赴德国一年,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深受W.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他的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战场,他受到极大的刺激。1917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中国自杀预防现状

费立鹏: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副教授

演讲文稿参见：中国自杀预防现状

中国自杀在线预防

朱廷劭: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演讲文稿参见：中国自杀在线预防

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

成立于2002年12月3日，隶属于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回龙观医院，前身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中心集科研、教学、培训和服务为一体。主要工作目标是针对中国的自杀现象进行研究和干预。2007年5月中心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要职责为协调亚太地区心理危机研究、教学、培训、预防与干预。

中心成立7年来，申请和承担了许多国际和国内研究课题，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自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进行了多个研究方法和心理干预方法培训项目。中心的具体目标是提高人们对自杀预防重要性的认识，进行科学研究并建立有效的自杀预防策略，推广和宣传这些策略，推动和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预防自杀计划并对之进行评估，协调和推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贯彻切实实施有效的自杀预防计划，培训精神科临床医师、心理治疗师、精神卫生服务管理和研究人员，降低中国的自杀率、减少自杀给家庭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负担。

鉴于中心在国内和国际日益增强的影响力，2007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批准中心成立为“WHO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并于2009年3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挂牌仪式。中心的24小时免费危机干预热线于2010年5月经北京市卫生局批准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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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相关作品节选

《自杀论》节选

当然，有神经衰弱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感到痛苦，如果他过分参与活跃的生活的话；但是他也不是不可能退出这种生活，去过一种比较沉思的生活。不过，如果利害冲突和感情冲突对于一个如此脆弱的机体来说过分激烈的话，他倒能够充分领略比较安静地思考的乐趣。他的肌肉软弱无力，他的感觉过分灵敏，使他不适合于行动，反而适合于智力活动，智力活动本身也需适当的器官。同样，如果过分静止不动的社会环境只能挫伤他的本能，那么在社会本身变幻不定并且只有在进步的条件下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范围内，他才可以起有益的作用，因为他是进步的出色工具。正因为他不服从传统，不受习惯的约束，所以他是新鲜事物的丰富源泉。由于最有教养的社会也是那些有代表性的职能最需要、最发达的社会，同时由于这些社会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不停的变化是这些社会存在的条件，所以神经衰弱患者最有理由存在的时候正是神经衰弱患者最多的时候。因此，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并非不合群的人，他们自杀是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生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关于自杀的社会学解释

社会学家感兴趣于将自杀现象与特定的社会进程联系到一起，这一点并不新鲜。在一部社会研究的经典之作中，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更有可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社区。他是第一个将自杀视为社会变迁的表征而非有心理缺陷的学者。

如何才能确定自杀率是否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涂尔干决定测试一下自己的理论，他对比研究了关于不同群体的现有官方统计数据和历史记录，这种研究策略有时被称为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许多社会学家继续使用这一方法，通过分析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卫生统计中心等政府机构编制的统计数据，来比较和勾勒出不同群体的自杀率。

在大约七年时间内，涂尔干仔细研究了关于欧洲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国家、特定的宗教或种族群体，等等）自杀率可用的数据，想要从中找出重要的社会模式。他推断，如果自杀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绝望行为，我们也就不会看到不同年份或不同社会的自杀率会出现任何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绝望的、情绪不稳定的、不幸福的个体的分布，应该是在不同的时间和文化中大致相等。然而，如果某些群体或社会的自杀率一直高于其他群体或社会，那就一定是个人性格之外的某些力量在起作用。

整理好相关数据后，涂尔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实际上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自杀。他发现，有时人们看到没有方法来改善他们受压迫的处境，就会选择自行了断。他们认为：比起永远无法改变的生活，自杀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想想那些终身监禁的囚犯或奴隶，他们宁可走向死亡，只为摆脱痛苦的限制和缺乏自由。涂尔干称这种类型的自杀为宿命性自杀（fatalistic suicide）。

其他自杀形式，如他所谓的失范性自杀（anomic suicide），发生在人们的生活受到重大社会事件，如经济萧条、战争和饥荒的影响突然崩溃之时。他认为，在这些时候，人们习惯上用来安排自己生活的某些状况发生了急剧改变，让人们陷入一种无望感和绝望之中，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再回到他们先前所习惯的那种生活。五位研究人员在考察了过去80年里自杀的趋势后发现：经济衰退期间，整体自杀率趋于上升；经济扩张期间，整体自杀率趋于下降。许多专家都认为，35—64岁之间美国人的自杀率增加了28%，都是近些年来的经济衰退所致。同样，目前困扰欧洲的金融危机，也使得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和意大利的自杀率出现飙升。这一问题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欧洲报纸开始称其为“经济危机导致的自杀”。

反过来，涂尔干认为，生活在贫困国家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对自杀会出现“免疫”。他说：“贫困可以防止自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抑制。”事实上，确有证据表明：生活在贫困国家的人们，得上抑郁的风险，明显要比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低上很多。不过，涂尔干不可能预测到的是，通讯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瞬间它就可以让人们置身于半个地球之外别人的生活方式中。在涂尔干生活的那个年代，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的穷人，对富人生活方式的了解，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是所知甚少；至于亲眼所见，更是免提。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拿自己的贫寒生活去跟他人的富裕生活进行比较。而在今天，就连世界上一些极为偏远的地区都用上了电脑，从而可以让那里的人们即时看到（并即时对比）比较富裕的人们享有的那种舒适和特权。在这种新情况下，你是否还会认为“贫困可以保护人们免去自杀”？

涂尔干还发现：在他研究过的所有国家中，往往是丧偶者、单身者、离婚者的自杀率高于已婚者，没有孩子者的自杀率高于有孩子者，新教徒的自杀率高于天主教徒。这是否意味着：未婚者、没有孩子者和新教徒要比其他人更不开心、更沮丧或者有更多的心理失调？涂尔干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认为，是这些群体中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本质东西，增加了他所谓的利己性自杀（egoistic suicide）的可能性。

涂尔干认为，当群体、家庭或社区纽带（ties）较弱或不被重视，人们就会感到被孤立，就会觉得孤独。他指出，例如，天主教强调通过社区来进行救赎，用其精心制作的教义和仪式将其成员与教堂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新教则强调个体救赎和责任。他相信，这种宗教个人主义（religious individualism），可以解释他观察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杀率上的差异。自我依赖和独立，可以美化个体在上帝眼中的形象，但若个体陷入困境痛苦难言，就会成为弱点。

涂尔干担心，现代社会生活倾向于推崇个人主义，从而有给个体带来疏离的危险。一个世纪之后，当代社会学家已经找到了支持涂尔干洞见的证据。在当今美国社会，很多人都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他们的邻居。陌生人常会受到怀疑。在对经济机会的追求中，我们已经变得更愿意四处搬迁，有时则是搬到远离家人和现有的朋友及同事们的地方，而这些人经常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给我们提供支持。

我们所处社区的结构也阻碍了与他人之间纽带的形成，因而，自杀的可能性在同一时间有所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今日美国，人口稀少的州，自杀率最高，如阿拉斯加州、新墨西哥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这些州的新居民往往占更大比例，他们没有融入现有社区，成为其中一员。人们往往变得比较孤立，遇到问题很少向人寻求帮助或安慰，因此要比生活在人口更稠密的州的人们更容易自杀。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拥有枪支的比例也较高。美国乡村地区超过70%的自杀使用的都是枪械。

然而，涂尔干也认为，当个体与群体的纽带关系变得太强而不是太弱，更可能出现另一种类型的自杀——他称其为利他性自杀（altruistic suicide）。他认为，在某些社会中，个体性完全被个体的群体身份所掩盖，个体完全是在为群体而活，个性只是社区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反映。在某些情况下，对特定政治事业的承诺，可以强大到足以让一些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印度，出于政治动机而自杀的人数，在2006—2008年间翻了一番。例如，为了支持在印度南部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特兰伽纳（Telangana），有200人为了这一事业而自杀。精神上的忠诚也会导致利他性自杀。一些宗教团体要求其成员拒绝与外面的人和群体发生联系，完全依靠他们的新社区的价值观和习俗而生活。当个中成员觉得他们无法再为群体作出贡献、维持他们在群体中的价值，他们就会舍弃自己的生命，以示对群体规范的忠诚。

因人际关系纽带过于紧密而走向自杀的一个可怕的例子，发生在1989年：四个年轻的韩国姐妹，年龄在6—13岁之间，服用老鼠药自杀。三个岁数大点的姐姐幸存下来，最小的妹妹则未能抢救过来。针对这一看上去显得有些愚蠢的行为，她们中的大姐所说的话，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社会洞见：她们家里很穷，全靠父亲每月2300元工资养活全家。那个女孩告诉当局说：她们姐妹四个自愿达成了自杀协定，希望这样做可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留下足够的钱，供她们3岁大的弟弟上学。在韩国的传统文化里，家庭中向来都是重男轻女。这四姐妹想要自杀，不是因为她们感到抑郁或无法应对生活，而是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有义务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好让家里的男性继承人（弟弟）日后有机会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就像这些年轻女孩的自杀约定与她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样，我所在大学那名自杀的大一学生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选择和生活环境，也与他所处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和条件有关。无疑，他自身有严重的情绪问题，但这些问题可能一直都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小部分。假如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给年轻人身上施加那么多压力，或是没有过于宣扬个人成就的社会中，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自杀。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和看到的东西。

节选自《欢迎光临社会学》（第11版）[美]戴维·纽曼

自杀父权制

精神病学家詹姆斯·A·吉利根（James A. Gilligan）说，可以肯定，睾酮的攻击性是其中的生物学因素，睾酮会导致攻击性——无论是攻击自己还是他人。
但吉利根说，这只是自杀的一个原因，因为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自杀率和谋杀率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男女之间的自杀率差异。吉利根指出，这其中的一个悖论就是抑郁的女性更愿意参与心理治疗。
他认为，父权制社会的男人体验到的羞耻感和罪恶感，才是自杀的决定性因素。
“这种性别视角，是精神分析的一种观点，即，和男性相比，女性表现出了更大程度的‘自我力量’。”吉利根说，“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承受和容忍抑郁等痛苦情绪，而不太会采用自杀、杀人之类的破坏性行为。看来，男人更容易通过自杀，而不是忍受那些痛苦的影响摆脱抑郁的痛苦。”
他说，这特别重要，因为所有心理治疗的“最后共同途径”都是哀悼——“在承受和容忍自己对所经历的丧失时，同时体会到的悲痛的力量和耐力，这样才能完成最痛苦的任务，即所谓的哀悼。”
他补充说，“接受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失败与丧失的必然性是困难的，一旦从心理接受了这种现实，就能够让生活继续下去，而非寻求自杀。”
他指出，女性的非致命性自杀哀悼通常是一种“寻求帮助的请求”——她们正在试图与另一个人建立关系。这种方式比（从小就被教导要成为‘真汉子’的）男性的方式更健康。
成为男子汉，是男性必须实现的一种社会身份认同，男性必须自力更生，既不求人，也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帮助，以免他们显得软弱和依赖。
吉利根说，父权制通常被描述为男性的优势，但是，他认为，这种观念对男人和女性都具有破坏性。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因为这可以改变我们文化中对于男性的态度和价值观，从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中国式自杀

自杀，对生活在村镇和县级城市的人并不陌生，如每条大河在夏季会浮起几具溺水者的尸体，每座小城、每个乡镇一年到头也都会发生几桩自杀事故，或投河，或投繯，或服毒，或割腕，我的少年在关中小城里度过，亲友多数居住在城郊方圆数十里的村镇，直接或间接听闻的自杀消息不少，我讶异的是人们对自杀的态度，透着一股见惯不怪的漠然，话语中难得听到叹词，除非发生在至亲人身上。我的两位远房长辈殁于自杀，女性，一个年近古稀，一个才过知天命的岁数，后者服毒因生计窘迫，前者自投水缸则显得太过草草，小康家庭，子女孝顺，待人亲和慈祥，近年关时跟老伴拌嘴怄气后自寻短见，难怪母亲还未谈起就满脸无奈。

在我的观察中，自杀并不能给死者带来理应的重视，报丧、吊唁、葬礼一干环节都尽量从简，一来事发突然，没时间去准备；二来自杀事件给死者亲属带来无法言明的罪感，还有惟恐乡人指戳的慌张，要把这一页急急翻过。没有什么机构去过问此事，同属突发事件的交通事故则引起普遍关注。在此种自杀事件中，直接肇事者是死者自身，其根源多是家庭不睦，如夫妻口角、婆媳矛盾，这种特殊性让法律制度无计可施，只得放任自流。吴飞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自杀的悖谬：一方面自杀问题威胁到民众幸福，另一方面，政治权利无从去干预私人空间，“下手必伤”，像两个分离的圆，硬行去交叉必相互破坏，这也是人心政治的困境。

也许因这两难处境，媒体和研究人员只好将日益加剧的自杀问题限制在某特定群体中去探讨，比如海子、胡河清、余虹、余地，期望通过阐释公众人物的自杀行为去诊断社会与文化的症结所在，这种方式排除了不少棘手的因素，但不具备普遍性。知识分子自杀多由个人哲学观直接酿成，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真正的哲学行动就是自杀”，可用来解释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杀动机，却不适用于一般人，某女与丈夫赌气而服毒，不能说她的人生观一直就有自杀倾向，或许正相反，这一对夫妻素来是邻居眼中恩爱的楷模。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札记三里也指出“恰恰是因为家庭成员彼此依赖、相互看重，反而会不断发生把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悲剧。”

2002年，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Michael Phillips）与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研究论文《中国自杀率：1995-1999》，正式宣布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到十万分之二十三，似乎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显然，轻率地把高居不下的自杀率归因为中国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倚重，不仅肤浅，也是惛谬的，就像部分专家为自杀现象找的借口：精神医学知识未能普及、农药太过烈性、性别歧视等，无疑是推卸责任的做法，缺乏勇气去直视社会问题的表征之一。不能有效解决，又非解决不可。

“中国的自杀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反映。”吴飞经过六七年的研究调查，一针见血地道明问题的源头所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行进在现代化的路途中，速度不一，起点有别，进程中必须遭遇的都无法回避。但是，现代化发源地美国的自杀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又是如何做到？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的“缘起”中提到，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终审判这种典型的宗教社会现象。西方现代政治交还给民众的自由，不等于在律法外可为心所欲，西方的自由意志中存在至善的上帝，人们相信必然向善的自由，这是基督教文明赐予的圣餐，藉此，现代性带来的人心政治的困境得到一定的缓和，体现善恶之间根本悖谬的自杀也被有效抑制。

人心政治的乏力同样出现在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民众缺少一个可托付幸福的至善者，除自己攥紧自己的幸福，别无选择。一百多年来的家庭革命成功地抽掉纲常秩序的绳索，却没教会人们如何恰当行使自由的权利，用吴飞的话来说，“这场革命并没有直接给人带来幸福，而是给人制造了独立追求幸福的自由空间。”启功先生论起八股文时说，八股文不是一无是处，写八股文的人，作文章有个基本章法，如今见到的文章，纯是乱写。日常生活没有了约束，并不尽预示着和睦与美满，部分人出现强烈的不适，进而外化为丛生的矛盾。有过乡村生活体验的人都知道，不少放弃赡养义务的子女看来，孝敬是旧时代的陈物，自己的做法无可挑剔，是真正现代人的选择，荒唐的是，“权利”、“自由”是他们常用的字眼，老人和脏水一起被泼到门外。

这不是否定自由的价值，在自由的大框架下，追求幸福才有可能。缺少自由厚度的幸福是一纸窗花，脆弱，单薄，虚假。自由的社会不等于失范的社会，自由的家庭也不等于失范的家庭，失范埋下的是幸福的隐患与矛盾的种子。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杀是寻求重视和表达不满最极端的手段。在中国，在爱与怨纠葛之间，自杀的动机往往只是赌一口气。不同于茨威格“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我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也不同于诺瓦利斯 “我的死亡是我对至高者的情感的证明——不是自我牺牲——不是逃避——不是迫不得已的手段”；更不是伯夷、叔齐的保全气节；普通人的自杀是在“过好日子” 的朴素愿望中偶发的，可以求助教育和调解来预防，《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收录了作者 2005年对从事自杀干预的NGO组织“农家女”项目所做的评估报告，能够看出教育和调解的预防效果，尽管是一项实验性质的工作。

“立足于中国生活的快乐与痛苦，充分吸纳泰西哲人对人心的诠释和政治努力，找回安身立命的天理，再造世界历史，才是值得一试的人心政治。”不难看出，吴飞研究中国自杀问题并不局限在课题本身，如何将人心政治从当前的窘境中搭救出来，是野心所在。对我们，《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有三个度：发现了一个刻不容缓、亟待解决又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社会问题；关注当下、心系民生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清醒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着力于解决中国问题，在当前语境下重识中西文化，这应该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廿年后又发新枝的意义。

用一句话来结束全文，那就是孔子对子路说过的，“未知生，焉知死？”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读品】成刚/文 2008年1月18日书评周刊.社科.C15版

中国家庭的道德游戏

一位北京大学的学者，用数年时间，在河北一个县做关于自杀的实地调查研究，最后写就了这部著作。用数年时间专心做实地调查研究，仅此一点，这本书就值得推荐。毕竟，在我的理解里，国内能如此踏实的做调查研究的学者真不多见。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吴飞又有极强的哲学头脑，这一点也不多见。这两个优点同时在一部书中兼备，这部书自然会是罕见的好书。因而，这部书也被国外学者称为是法国学者涂尔干《自杀论》之后关于自杀研究的一个新里程碑。其实，《自杀论》我本科时读过，完全没留下什么感性的印象，所以目前这部书在我这里还称不上是一部重要的书，但《浮生取义》这本书不同，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进一步帮助我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所以很想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并且，与《自杀论》不同的是，《浮生取义》这本书不仅易读，书中对自杀故事的描绘也相当细致而清晰，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所以读起来也不会令人觉得索然无味。我家也是在河北农村，现在是一个约4000人的村子，对于吴飞所描绘的自杀事件和自杀未遂事件均相当熟悉。不过，如果这本书只是一部关于自杀的书，那么它就只适合少数人读了，比这一点或许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自杀事件的调查，发现了中国家庭的核心规律，这一点最难得。这种核心规律，不仅是农村家庭的，也是中国所有家庭的，所以为家庭问题所困的人，都可以读读这本书。关于中国家庭的核心规律，有一个简单且大家都熟悉的说法——过日子，也有一个略显复杂但更容易帮助人理解的说法——家庭政治。先说家庭政治。吴飞认为，中国家庭的运作规律和中国社会的运作规律都可以用“政治”这个词来描绘，而玩家庭政治时，家庭成员们凭借着两点——权力资本和道德资本。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攒这两个资本。攒这个两个资本又为了什么呢？为了在家庭这个亲密关系大集合体中获得一种资格——“我说了算”。有权力资本的人应该轻易不会自杀，自杀的，常常是道德资本自己觉得攒够了却发现得不到“我说了算”的资格的人。譬如，一位女子，为家庭尽心尽力，与丈夫和其他亲人关系均可，也似乎得到了尊重。但是，当她发现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时，她自杀了。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攒了足够的道德资本，但却发现生活不能如她所愿。不管她的道德资本多丰厚，都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自杀，是攒道德资本的终极方式。通过将自己放在似乎是绝对受害者的位置上，将对方放在似乎是加害者的位置上，死者的道德资本进一步增加，似乎可以在自己死后迫使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这有时候能奏效，有时候则只是一个幻觉，譬如这位女子的儿子，在妈妈死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打电子游戏。有时，这种心理游戏进行得非常巧妙，巧妙得令人无比郁闷。一位父亲，他和儿子住在一个院子里，他房间的梁块断了，需要维修。他做不了这事，需要儿子帮助。但是，他不给儿子讲，而是请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来他屋里看。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借这个老师的口告诉他儿子，要他儿子过来维修。这位老师这样做了，但儿子说爱修不修，没管这事，结果父亲自杀了。对此，吴飞借这位老师的口分析说，儿子并不是不修，其实，如果父亲主动给儿子讲，儿子会修，但父亲通过一个尊者给儿子施加压力的方式来迫使儿子来修，儿子自然不愿意。那么，父亲为什么不向儿子开口呢？吴飞说，如果开口，就意味着父亲在求儿子，而求，则好像需要损害父亲的道德资本，假若不用求儿子就主动来修，那么这个道德资本就没有损耗，父亲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是有面子的。这样的故事，我一方面很熟悉，另一方面厌恶至极。原来，我回家时还爱和邻里的长者们聊聊天，但现在，我一听他们讲话就怕，现在知道，我怕的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里这种腐朽的道德游戏的味道。这种家庭政治的中国俗语是“过日子”，这个词语，吴飞看得很客观，甚至还将“过日子”的哲学给美化了，但我是很讨厌这个术语。什么叫过日子呢？概括说来，就是，遵守农村的一套规范，在这套规范下自己过得最像样，这就是典范了。譬如，大家都结婚，所以你也要结婚，而且要结得最像样；大家都大办丧礼，你也要大办，你还要办得最隆重；大家儿子大了都盖房子，你也要这样做，而且要盖就盖得最像样……

总之，就是追求大家都在追求的，而且要比别人追求得更像样一些。说追求还不对，追求还算一种境界，准确的说法是“做”，做大家都在做的，但做得比别人更像样一些。甚至像样这个词也值得商榷，因为像样不像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关键是邻里乡亲怎么看。如此一来，假如我在农村里生活，哪怕我学高八斗最有钱，但仅仅因为我36岁了还不结婚且据说还不打算要孩子，就会被视为根本不会“过日子”的反面典型，而会被人笑话。在作者看来，日子过得好也是一种境界，他还讲了他备受尊重的姥姥的例子来阐述这一境界。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家庭政治是缺乏灵魂的，甚至追求尊重这件事本身就是缺乏灵魂的。在过日子的阴影之下，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着，你担心我怎么看我，我焦虑你怎么看我，而至于你怎么看你，我怎么看我，这种自我认识的东西就彻底被忽视了。尽管对吴飞的观点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部巨著，它不仅是社会学上的著作，也是关于人性的一部著作，并且，这部巨著大家都能读懂，如果我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故事刺痛了你，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部书。

中国老人自杀调查：他们在绝望中，平静而惨烈地结束生命

在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新闻中，#保姆闷死83岁老太太#、#79岁母亲被亲子活埋#，种种关于老人的新闻让人毛骨悚然。

在舆论的迅速发酵之下，也引发了人们对老人该如何被赡养这一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在老人的赡养问题之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数据是：

中国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

由于空巢、疾病等原因，一些老人正在老无所依或不愿拖累子女的困境中，选择自杀。

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更是是儿女的法定义务，然而当丧失劳动力、没有生活保障的老年人无法体面地活，甚至无法体面地死，将是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人伦悲剧。

那些被遗忘的老人

胡大顺今年69岁，一儿一女早已成家，女儿嫁到邻县，儿子也在镇上买了房，胡大顺和老伴一起住在乡下的老楼房里。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胡大顺一直在工地上干活挣钱，维持自己和老伴的基本生活，虽然自己苦了一点，但是日子还能过得去。

2020年5月3日这一天，胡大顺像往常一样起床，在家里简单吃过早饭之后，骑上电瓶车赶往自己打工的建筑工地。胡大顺不会有技术含量的活，只能做做小工，比如搬运建筑材料。

早上六点到达工地后，胡大顺连续搬了3个小时的木板，他有点体力不支，但这时还远没到休息的时间，实在坚持不住的他只能告假回家。

回家后，他向老伴说出了他在心中想了很久的一句话：我干不动了。晚上，两位老人打电话叫儿女过来一趟，儿子因为有事来不了，女儿和女婿倒是吃完晚饭过来了。

胡大顺告诉女儿和女婿，自己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没有办法再出去干活了，自己也没有养老保险，以后的生活成了问题，希望女儿和儿子能够赡养自己和老伴。一边说话一边不时看看女儿和女婿的脸色。活了大半辈子，最后竟然还要跟儿女开口要钱，胡大顺心里很不是滋味。

看着父亲黝黑的面庞，女儿眼睛红了：爸，是我们不好，没有顾及到你们的生活，这个事我会跟弟弟去商量解决，你二老就放心吧。

胡大顺的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起码现在还能自己照顾自己，子女也愿意拿出赡养费用。从2019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2019年年末，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人数超过1.7亿，比重比2018年上升了0.64个百分点。

浙江绍兴的退休居民聚在老街打扑克。图 /Google

与此同时，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却比2018年同期减少了89万。

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7%。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的留守几乎成为常态，这无形中降低了家庭对老人的抚养能力。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在山西、陕西、甘肃农村的调查，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一半得自己照顾自己，或由配偶照顾。越来越重的养老负担是全社会都面对的问题，落到每个家庭头上，则是一座考验着财力、人力与道德的大山。

对于那些生活不能自理、儿女又不能亲自照顾的老人，找一个照顾老人的住家保姆应该是最好方式。

但是，这看似两全其美的方式背后正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保姆虐杀老人背后，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当下，中国家庭不得不需要保姆来照顾老人，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然而正如近日发生的黑心保姆虐杀老人的事件，这样的案例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保姆圈，通行的手法叫做“执死鸡”，指的是专门整死那些高龄或病重的雇主，来赚取快钱。

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有六分之一的老人遭受某种形式的虐待。这一比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还在不断增长，其中有不少虐待都来自常伴老人左右的保姆。

仅2018年被媒体曝光的保姆虐待老人事件，就接近十起。

视频中记录的场景是这样的：保姆抓老人衣领、强迫她闻粪桶、衣架抽打、菜刀威胁……各种手段用尽。这位年轻的保姆以这样的方式，在93岁的痴呆老人面前展示着自己的“绝对权威”。

而最初震惊网络的毒保姆事件，发生在2015年的广州。

这名保姆一年半毒杀十名老人，为了快速赚钱，她采取过肉汤投毒、针筒注射毒物、绳子勒脖等等手段，名为陈宇萍的她甚至拥有了这样一个花名：鸡萍。

保姆虐待老人事件一直不在少数。图/搜狐新闻

还有相关报道总结过“执死鸡”保姆的共同特点：

喜欢照顾患病老人，还手能力弱；
老人死亡很突然，来不及抢救；
主动寻找目标，行动积极；
上岗前先反复强调行规，“即使做不满一个月，也要按按一个月的费用来收取。”

在位于广东惠州的某养老院内，一护工因为一条毛巾，与96岁老人发生争执。视频中，护工反手扣住老人，掼到地上，扯住头发一路拖行，致使老人身上出现多处瘀伤和血迹。

种种新闻的频频出现背后，不少网友心有余悸地评论称：“看来让保姆照顾老人真的靠不住，必须子女自己来”。

可是，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我们真的能说到做到吗？

曾经，独生子女们被冠以小皇帝的称呼，独享父母祖辈一家6人的宠爱，现实证明，那些宠爱终将以责任和压力的形式再一次加在他们身上。《中国青年报》一项2018年的调查显示，在各个年龄段中，90后是最关注养老问题的群体。

中国乡村老人的自杀群像
与此同时，当城市老年人在公园里散步、在广场上跳舞；当我们每天为延迟退休而烦恼；在满大街追问城市老人幸福感的时候，中国的乡村老人们正在经历一场无以言说的绝望。

这些如今仍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老人们，早已盘算好等到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那一天，就会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只要睡到土里就一切都解脱了”：这就是农村里一部分老人的“幸福”。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预防自杀：一项全球要务》报告显示，中国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如今在中国某些农村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超过了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韩国。

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事件通常并非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而是因为消极的生活事件。因为空巢、疾病、配偶死亡、长期压力、经济问题、家人分离等原因，农村的一些老人在老无所依或不愿拖累子女的困境中，会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老师进行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中，刘燕舞和他的同事们在六年间走访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老人自杀的悲剧并不少见，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在一次调查中，当问及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刘燕舞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儿女们也都不如“三个儿子”靠谱。

老人口中地“三个儿子”是指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据调查这是在当地十分普遍地一种叫法，三种自杀方式已经让人习以为常。

在种种令人唏嘘的故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老人林木文的经历。

林木文跟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跟儿媳发生争执。在一次争执后，林木文沐浴更衣，有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字里行间都是血与泪的交织，甚至让人不敢直视。

在另外一个案例中，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

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竟然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

随后老人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中国流行病学研究者通常将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视为两个最重要的老人自杀诱因，但其实这两个表面原因离不开老人当下所处的社会现实。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和子女是老人养老的依靠所在，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降临，靠家庭养老正在转向靠政府和市场养老。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常年居住在城市的子女不能为老人提供家庭养老服务，而政府养老和市场养老的方式又远未真正到来，这些已经自杀和试图自杀的老人，也就成了社会转型的牺牲品。

怎样让老人安享晚年，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是急需解决的一个社会困境。

据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这些问题一方面亟待政府部门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体系建设，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从制度上给予生活保障。

《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逐年显现，国家频频发布政策促进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截止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2.99万个，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也不断提升，老人们也逐渐多了一些安心的去处。图/养老网

另一方面，为人子女，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来处，我们的生命之源是来自父母，赡养父母是我们的责任，也应该是我们来自心灵深处的渴望。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不要让自己的余生生活在懊悔中，善待父母，也是善待自己。

你养我小，我陪你老。

参考资料：

真实故事计划《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在家庭中找不到存在的位置》

网易浪潮工作室：有一半中国老人，生活在抑郁之中

Elderly Suicide: The Risks, Detection, And How To Help

Suicide in the Global Chinese Aging Population: A Review of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Consequences, and Interventions

财新网：研究：中国老人自杀率为普通人3-7倍 农村男性最高

网易另一面：你所不知的中国式自杀

作者： 绵绵冰，90后电视台记者，努力以温柔眼光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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